中国古代周边的少数民族，自古有东夷、南蛮、西戎、北狄之说，但这四方边民之中，唯有东夷不能简单的视之为蛮夷，因为东夷本身就是华夏民族的一部分，甚至是华夏先祖之一。

就连“华夏”二字本身也可能包含有东夷元素，当然这是一种比较另类的解释：华指华胥氏，夏指夏族，华胥人东迁后所生太昊氏即伏羲氏，也就是东夷一系，而夏是黄帝、大禹一系，按这个解释，华夏的本意就是东夷人和夏人的共同称呼。尽管这个解释并不是很正统，但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，因为这个说法道出了华夏共同体的最重要的来源。

本文将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梳理一下东夷的历史脉络，以及齐鲁的历史性作用：

u上古时期的东夷

u夏商时期的东夷

u齐鲁两国的历史使命

u齐鲁之后，东夷去向何方

1、上古时期的东夷

东夷是上古时期非常兴盛的一个族群，对华夏民族的形成影响之深，可以用刻入骨髓来形容，东夷最兴盛时期是考古上的龙山文化时期，对应史籍中的黄帝前后到夏朝成立之前的这段历史时期。

和龙山文化对应，兴盛却更早一些的是仰韶文化。仰韶文化的核心区域是黄河和渭水交汇周边一带，也就是豫西洛阳盆地、晋南汾运盆地、陕西关中平原等地区，其辐射范围比龙山文化要更大一些，包括河南、山西、陕西、山东、河北、甘肃、青海、内蒙、湖北等地区。

基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地域分布：也许，仰韶文化对应炎黄部落联盟，而龙山文化对应东夷部落联盟，两者虽有对立，却并不泾渭分明，不管是历史记载还是考古结果，都呈现了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的特点。

也许这两种文化并不严格对部族分布，都是属于炎黄，也都属于东夷，只不过有些时期炎黄先进一些，有些时期东夷先进一些，炎黄和东夷一直在共同学习和交流，或者是在竞争中共同进步。仰韶文化最东覆盖有山东，龙山文化最西覆盖有甘肃即是这个问题的侧面证明。

历史记载少昊是黄帝长子，却同时也是东夷先祖和首领，还有更古老的东夷先祖太昊伏羲氏、五帝末期的帝舜，也都兼具华夏和东夷双重先祖和首领身份，并且这三位都位居三皇五帝之位。

这些基于历史和考古上的“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”的现象，充分说明了东夷与华夏实则是从上古时代就开始相互融合的过程，这两者共同勾勒出了华夏文明。

在上古时期，东夷本意是居住在东方的人。“夷”按字形字申出一人背弓，说明东夷擅长弓箭，儒家六艺中的“射”难道不是出自东夷传统吗？东方有君子之国、东方尚书剑之美、东方重仁义等，这都是儒家思想里面的上古东夷元素。伏羲画卦亭位于河南省上蔡县，这个地区位于上古东夷腹地，中国文化之根易经的根源-伏羲八卦出自东夷，道家思想源于东夷、道教源于东夷、墨家思想源于东夷、甲骨文来源于东夷的骨刻文。。。。。。

我们可以说上古东夷为华夏文化的贡献了一大半，甚至可以说上古东夷为华夏共同体塑造了思想文化的基础，极有可能夏商周三代的思想文化大部分都源自上古东夷。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最后是以华夏命名而不是东夷呢？我想这可能是军事力量压制的结果，更有可能是政治体制力量整合的结果，华夏部族为华夏共同体赋予了政治世俗化的政治框架，这种体制的特点是王权对神权的绝对压制。华夏一向是王权体制传统，东夷的神权体制可以从商朝体制中窥得一二。神权政治更有利于维护统治者的地位，而王权体制显然利于整合国家综合实力，久而久之华夏力量压制了东夷力量也就是合情合理了。

龙山文化要晚于仰韶文化，以黑陶为特征的龙山文化显然要比以彩陶为特征的仰韶文化更先进，但这不一定是基于部族的区别。两者的辐射范围都很广，应该是基于文明交流的结果，而不是民族迁徙的结果，东夷的先进生产技术可能被华夏学习了过去，在王权体制下应该能发挥出更大的生产力、更强的综合国力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华夏共同体为什么能以华夏来命名的原因。

两种文化相互学习和借鉴往往能发展出更先进的文化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，在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的结合部-洛阳盆地，发展出了二里头文化。二里头文化的出现直接终结了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，实现了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飞跃，这是中外史学界都认可的中国最早的广义王权。

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出土文物交叉点主要集中在在河南中部、西部和北部，以及晋南地区，这是传统上认为的中原地区，这其实就是文化融合的体现。

二里头文化在时间段上，对应着夏朝，而且贯穿夏朝始终。二里头文化在发源地点上对应着夏都阳城，今天的偃师一带，而且其在早商时期仍是都城。

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各族群不断融合发展的历史，炎黄联盟的故事告诉我们华夏族群本身就是历史融合的产物，并且会继续融合下去，过去如此，现在如此，未来仍将如此。黄帝大战蚩尤，然后收服蚩尤各部，这个故事大概隐喻了华夏与东夷融合的过程。

然而东夷和华夏之间的融合过程，却又是这么漫长而又曲折。

与华夏族群同处黄河流域的上古东夷源远流长，曾经创造了辉煌、灿烂的文明，显然与华夏相比并不逊色，规模也相当，这种级别的融合会怎样展开呢？透过史籍记载来分析背后的实质，可能存在着华夏与东夷轮流坐庄，到华夏一统两族这么一个过程。

尧、舜、禹三代禅让是儒家一直极其推崇，民间也一直津津乐道的上古先贤故事，然而，这极可能是华夏与东夷并没有分出明显优劣时的一种政治妥协，尧、禹是华夏领袖，舜是东夷领袖，这时期他们轮流占有帝位。这是华夏与东夷轮流坐庄的历史时期。

大禹时期，治水成功的巨大成就，让华夏族逐渐占有了优势地位，也赢得了天下各大部落的共同认可，虽然大禹去世时将帝位禅让给了东夷的伯益，然而禹的儿子启显然获得了更大的支持，在大禹去世没多久，启就发动战争，通过战争打败了东夷的伯益，赢得了帝位，从此开启了500年的夏王朝，历史了由此进入了家天下的历史阶段。

2、夏商时期的东夷

夏启虽然武力击败了东夷首领伯益建立了夏朝，但强大的东夷会这么一败而臣服吗？显然不会，果然在夏启去世后不久，其儿子太康时期，东夷就发起了“太康失国”事件。

太康继位后，沉湎于声色酒食之中，政事不修，促使内部矛盾日趋尖锐，外部四夷背叛。东夷族有穷氏首领后羿趁机发兵夺取了政权，先后两位夏后被杀，最终后羿称王，史称“后羿代夏”，整个事件持续近半个世纪。

在夏王朝建立初期，就发生了夏人与东夷的大规模军事冲突，造成了夏王朝的统治中断4多年，这充分说明了这期间夏人与东夷斗争的激烈。虽然斗争激烈，但有一个现象非常值得关注，后羿攻入夏都后，并不是掳掠一番回到自己的领地，而是在夏都代而称王，夏人似乎也能接受后羿的统治，其它部族似乎也能接受，这说明了什么呢？这说明东夷族有穷氏与夏人文化上十分接近，东夷与华夏之间的已经深度融合，至少中原附近的东夷人已经华夏化，这样夏人才会安然接受其统治，并不认为是异族入侵。

虽然少康打败了东夷部落，但夏人与东夷之间的战争仍然不曾间断。一直到少康的儿子后杼消灭有穷氏，才使夏朝的统治得以巩固。这种消灭应该只是灭其首领，再分封夏后族人来管理其部落族人，毕竟这时已经不是纯粹的部落联盟，开始进入了国家化的历史时期，有穷氏和夏后氏之间的族人在文化上也能相互认同对方的统治。

自夏启至后杼约半个世纪与东夷斗争，主要是在今山东北部以及河南东北部与河北南部，今山东与河南、河北接壤的地区展开。后杼以后，对东方各部落与方国的征伐及交往，已转移到泰山以东以南地区，这里是东夷的腹地-海岱地区。这种现象表明夏人已经成功融合了中原附近的东夷部落，使其华夏化，中原附近地区的东夷不再反对夏人的统治，斗争的中心相应的转入了东夷腹地。

到了夏王朝晚期，与东夷的关系有所改善，出现了“诸夷宾于王门，诸夷入舞”的局面，这里的诸夷主要是指东夷各部落。由此可见，经过了数百年的斗争和融合，这时的夏与东夷之间的关系居然已经相当融洽，说明山东腹地的东夷也已经在心理上接受了夏人的文化，所以才能安然接受被统治。

夏桀在鸣条之战失败以后，夏朝灭亡，夏桀的儿子遁走北地，夏桀本人则是奔于南巢，逃向了荆楚地域，这里当时是苗蛮九黎族群的区域，苗蛮的事情以后再说，我们暂且不提。

夏初，启与益争夺共主地位以及从太康失国到少康复国，中经后羿、寒浞“代夏政”，直到后杼灭有穷氏，华夏与东夷之间前后半个多世纪的斗争，其结果是不断有东夷部族加入华夏，或者说是被夏人融合，这是一个文化融合的结果，也是前期数百年、乃至上千年华夏与东夷融合的阶段性成果体现。

在夏王朝时期，华夏化的一支东夷-商族逐步发展壮大，最终代夏而兴商。

商人先祖契帮助大禹治水有功，被封于商丘（可能在今天濮阳）一带，在大禹成为天下为主之后，契实际是大禹的臣属，也就是夏朝的臣属，那么商人的标签是属于华夏无疑。

商朝是无可争议的华夏政权，但其本身又带着强烈的东夷特色。商朝的官制和法律都继承自夏朝，又有东夷特色的一面，有很重的神权特色，其“尚鬼”、“尊神”的一面，还有玄鸟崇拜，都具有鲜明的东夷特色。

关于商朝的这些特征，可以理解为这支东夷在华夏化的路上，并没有进行彻底；也可以理解为东夷对华夏的一次“复辟”，但这是带有继承特点的“复辟”；不管哪种理解，其实质意义是华夏和东夷并没有彻底融合的一种表现。

商灭夏之前，商人的领地在古亳州，可能是今天的濮阳一带，河济之间，这是商人的龙兴之地，也属于传统的东夷地域，灭夏后，即迁都到了亳都（今郑州）和西亳（今偃师），在夏人的核心区域建国，并在此度过了几乎整个王朝的前半段时间。这种选择和后羿代夏何其相似，都是在夏故都称王，并不破坏夏朝原有的都城，也能善待中原夏人，这与商朝中后期对待东夷的态度则是天壤之别。

夏朝时的政治斗争，主要是在中原的东方，是夏人和东夷之间的斗争。

商朝前期政治斗争，主要是在中原的西北方，仍然是夏人和“东夷”之间的斗争。只不过，这时带有“东夷”特点的商人是中央政权，夏人则成了方国，东夷加引号是因为商人虽出自东夷，实则已经是华夏成员，这时的夏商矛盾实则是华夏的内部矛盾。

夏人虽败，但在黄河中上游仍然有强大的势力，晋中南、陕西北部等地区仍然被夏人把持着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西周时期。

我们今天了解到的商朝西部边疆是太行山一线，即太行山以东是商朝地域，太行山以西仍然是夏人的势力范围，这支夏人与商朝的斗争贯穿于商朝前期，甲骨文中经常出现的西邑指的就是这支夏人。

出土的商朝甲骨文中记载，商人曾经频繁祭祀西邑，关于这个现象，很多人认为是商朝出于对灭亡了夏朝政治的不安，才频繁祭祀以求内心的解脱。而我认为这是出于身份认同的表现，以祭祀祖先之礼对待西邑先人（夏人祖先），商人有大规模祭祀祖先的传统，把夏人祖先当做自己的祖先，这不正是出于继承了夏人政权的象征意义吗？这其实与康熙皇帝在朱元璋墓前下跪是一个道理。

商朝中期以后，西邑不再是商朝关注的重点，或许这时夏人默认了商的共主地位，但商朝仍无法消灭夏人在黄河中上游的政权，进入了相安无事的状态。

商人出自东夷，在其立国过程中，东夷也是功不可没，所以商朝早期，与东夷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，但是到了商朝晚期，与东夷之间的关系却急转直下，发生了激烈的斗争，甚至这为商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。

一个出自东夷的王朝，却最后与东夷之间激烈冲突，这种现象让人颇为费解。但仔细想想也实属正常，因为商人虽然出自东夷，毕竟已经不是正宗的东夷，而是已经华夏化的东夷，在真正的东夷眼中已经算是华夏族了。况且，或许是前期助商灭夏功勋卓著，也汲取了过多利益，东夷慢慢发展壮大，壮大到了商王朝已经非常忌惮，已然严重威胁到商朝的统治基础，到了必须武力解决的地步。

从更务实的角度来看，商人是个重商民族，商业和手工业十分发达，为了维持手工业的发展，就需要大量的奴隶，而奴隶的获取，不能从华夏族农耕人口中获取，因为这样会动摇农业国本，只能通过战争从蛮夷地区获取，比如鬼方、西羌、苗蛮、东夷。而商朝中后期东夷过于强大，已然威胁到了商朝的统治基础，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利益需求，让商朝选择向东夷动手，既能削弱东夷势力，又能从战场获取大量奴隶。

商朝政权能厚待中原夏人，反而从东夷中大量捕获奴隶，这难道不是商人自我华夏认同的一种证明吗？

商朝同东夷之间的战争旷日持久，这期间数个强大的东夷方国被攻灭，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古彭国，彭祖部落也因此被迫流浪至中国多个省份。这个夏商古国立国800年之久，在华夏大地留下了很多传说，其先祖彭祖思想被孔子、庄子、荀子等思想家推崇备至，在中国古文化界影响重大，古彭国也曾经为华夏民族的融合做出过很大的贡献，但其身在夷地，也可能最终被夷化才导致这次被灭国。

东夷势力树大根深，商朝花费了很大代价最终取得了优势，但也因此让商朝主力大军深陷东方，也是这个原因，让周人趁商都朝歌虚弱时成功伐商，朝歌城陷、纣王自焚，商灭周兴。

周朝虽然建立，然而如何面对让商人都十分棘手的东夷呢？这就牵扯到了西周时齐鲁两个诸侯国的成立。

3、齐鲁两国的历史使命

周灭商凭的是一战而攻陷朝歌城，纣王被逼自焚，然而这时周人所控制的区域不过是关中平原、豫中、豫西一带，连晋南都没有牢牢掌控，那么面对商朝庞大的政治遗产，周朝如何消化？这些问题无疑十分棘手，连周武王这样的旷世雄主在三年之后也忧虑而亡，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周武王如此忧虑？

大家是否还记得商朝几十万主力大军正在远征东夷，并没有来得及回防都城，那么商朝被灭后，这支主力大军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动作呢？商周主力大军并没有进行一次决战，周灭商凭的是一次奇袭得手，那么这支身在东夷的商人主力大军如果树起一面大旗，振臂一呼，天下商人势力群起呼应，周人是否还能从容应对，我想这可能会导致新生的周王朝万劫不复，这应该是周武王最大的忧虑！

商朝东征大军的去向历来有许多猜测，大部分其实是无稽之谈，想想明朝灭亡后，手握数万辽东铁骑的吴三桂，在李自成和满清之间反复权衡，最后选择投降满清，吴三桂为什么这么做？当然是政治利益最大化啊。那么东征东夷的商朝主力大军也一样，商朝政权倒台，面对短暂的混乱期，他们有非常多的选择，二十万大军如果能成功自立为王，肯定是利益最大化的选择，这样将会长期和周朝东西对抗，那么就复制了夏商交替后的形势。他们有可能确实这么做了，但是并不成功而已。

我们先来看看商末的东夷形势，商朝主力大军东征的是淮夷，而与淮河流域相邻的东夷发源地山东地区，由于被商人核心区域所覆盖，所以早已被商人牢牢控制。自然而然，山东地区的东夷或归化或归附于商朝。

山东的一众诸侯国中，泰山东西两侧的薄姑与奄是两个最大东夷诸侯国，也就是后来的齐鲁两国的核心地域，我们有理由他们应该是由商人所直接掌控，特别是奄国，在史书中出现时有时直接被称为商奄，最大的可能这里是商王族势力的一个聚地。而更远方的胶东地区，则是莱夷的势力范围。

第一件历史大事件：箕子远走朝鲜立国。

第二件历史大事件：三监之乱。

先看第一件事-箕子远走朝鲜立国，箕子是纣王叔叔，也是商朝重臣，不甘于商朝灭亡的现状，又无力改变现状，于是带领五千遗民远走朝鲜立国。关于箕子选择的路线，有史料记载箕子是走山东半岛北渡渤海，从辽东进入朝鲜，这确实是最近的路线，而且经过薄姑与奄的势力范围，安全可以保障。其实还有一个选择，那就是从朝歌北上幽燕，借道孤竹国经辽西、辽东进入朝鲜。历史有箕子嫁女孤竹国的故事记载，可见箕子和孤竹国的关系应该很好，这条路也是安全的。

在两条安全的路线里面，箕子选择了山东半岛这条路，除了对商朝航海技术的自信之外，我想应该还有更大的原因。如果结合一下那二十主力大军联想一下，这个原因是不是更具说服力呢？想想后世辽国灭亡之际，耶律大石凭着从漠北可敦城带走的数万大军，创建了威名赫赫的西辽帝国，是不是与箕子这次行动有异曲同工之妙呢？

箕子在迁徙路上，说服了驻留在薄姑与奄国的主力大军，也可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数万人马，北上辽东和朝鲜，割据一方，与孤竹国相互照应，如果天下异动，随时准备起兵反扑中原，这难道不是可能性极大的选择吗？即使没有机会重回中原，箕子朝鲜政权能立国800多年，这也不是箕子最初带领的5000部族（老弱病残的成份应该不少）能做到的。综合来分析，顺道带走驻留在山东地区的部分主力大军，才是箕子走这条路线最大的驱动力，也是箕子朝鲜立国最大的依仗。

再来看看第二件事-三监之乱，习惯上大家认为这是监视商人势力的三监，携裹武庚商人势力发起的反对周公辅政的叛乱。但事实上远止如此，因为薄姑与奄国也深深参与了这次叛乱。这两国参与叛乱，会是与晋南古唐国一样的初衷，趁乱分杯羹吗？我想应该不是，这是商朝的忠诚势力，驻留有部分的商朝主力大军，还和武庚的封国距离非常近，所以，这是商朝势力和忠于商朝莱夷势力的一次大联合，是商人势力发起的一次猛烈的反扑，而且是联合了山东莱夷的一次大反扑。

面对如此形势，周王朝没有犹豫，周公旦亲率大军果断前往平叛。也可以说周王朝对此是有心理准备的，武王克商已有数年时间，周王朝对这件事始终有很大的担忧，应该早就做了充分的准备。但叛乱声势浩大，即使充分准备，也花了数年时间，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，才成功平叛。

经过一系列的战争，薄姑与奄这两个被商人势力所控制的最大东夷诸侯国被灭，其国土也分封给了齐鲁两国。

有资料表明，对于山东地区商人和东夷的平叛，是由姜太公领军主导：“继命姜太公吕望东征。伐奄国五十，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；逐莱人地入于齐。非鹰扬元勋，不足以弹压东方，故特封之营丘。”作为商人势力在山东地区的聚积地，也可能是商王族势力最后的聚积地，同时也是东夷历史上传统核心区域，薄姑与奄被灭国，国土分封给了姜太公和周公，由柱国元勋来亲自坐镇东方。

目前的局势是山东的商人势力和东夷势力被弹压，箕子带领部分商朝主力军队出走朝鲜，而同在环渤海一带的商人势力孤竹国仍然存在。

大家还记得分封在幽燕之地的燕国吗？周军精锐北上肢解了孤竹国，在孤竹国的土地上建立的燕国，同样处在环渤海区域，与齐鲁两国遥相呼应，这不正是周王朝对商人势所布的局，他们都负有防范箕子政权卷土重来的使命。箕子政权如此倍受重视，显然与箕子手握大军有很大关系，这也是我猜测商朝主力大军先是撤回山东，又有部分被跟随箕子北渡辽东和朝鲜的原因所在。

周王朝最重量极三位柱国重臣：姜太公、周公、召公，分别负责镇守齐（薄姑）、鲁（奄）、燕（孤竹），这是商朝最大的三处外线势力，同时防范域外的箕子政权。在商王朝中央势力已被牢牢控制后，这几处外线势力，反而是最可能发起反攻的地方。

巧的是，燕国防线方向辽西一带也是东夷的一个传统势力中心，也就是说齐、鲁、燕三国都肩负有防范东夷的使命。

在商人势力和东夷势力最强的地方扎下了周人最强的钉子，这只是第一步，如果要牢牢控制这些区域，还要做更彻底的归化工作。“启以商政，疆以周索“这是周人的既定施政方针，然而这也只是稳定局势的权宜之计，如果只是这样，周朝就配不上他显赫的历史地位。果然，在局势稳定后，推行”周礼“成了最重要的工作，这是鲁国和齐国的历史使命，也是其它周王室亲族诸侯的历史使命。

移风易俗，塑造身份认同，客观上是促进了华夏民族的彻底形成，这是周朝最大的历史贡献。

“及武王克商，薄姑、商奄，吾东土也。“这是左传的记载，也是周人对齐鲁大地重视程度的真实写照。事实上这片土地也担得起周人的重视，因为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文化经济发达地区，悠久的文明传承甚至可以俯视周人。所以，如果不对东夷的核心区域完成融合，就谈不上周朝的成功。

那么齐鲁两国是如何完成历史挑战，实现他们的历史使命的呢，这是我们下一节的内容。

4、齐鲁之后，东夷去向何方？

齐鲁两国都是周王朝的明星级诸侯国，实权在握的侯爵诸侯，都肩负着特殊使命。商人势力和东夷势力虽被弹压，但并不是非常放人放心，随时可能会蠢蠢欲动。

在姜太公上任的前后脚就吃了一个下马威，这个跳出来第一个挑战姜太公的是莱国，这个此后和齐国纠葛极深的国家，一开始就和齐国兵戎相见，这是颇为不详的预兆头，为两国长期不睦埋下了伏笔。但那是后话，目前姜太公的使命显然不会太想为难莱国，打退他们的进攻，站稳脚根，恢复秩序才是第一要务。

站稳脚根，立足泰山东西，这是齐国的使命，也是鲁国的使命。那么这两个诸侯国都是如何做呢？

齐国：简政从俗，工商立国，尊贤尚功——奠定霸业基础

鲁国：崇礼革俗，强农固本，尊尊亲亲——强化礼乐之邦

很明显，齐鲁两国实施的政策是截然不同的，齐国是尽量照顾当地百姓的原有风俗，以稳定第一，尽快恢复社会秩序，“因其俗，简其礼，通商工之业，便鱼盐之利”，齐国的政策很快便有了效果，“人民多归齐，齐为大国”。姜太公只花了不到一年时间，就完成了国家的塑造。

鲁国的第一任国君实际上是周公的儿子伯禽，鲁国受封后整整花了三年时间才完成国家的塑造，比齐国花费时间长了数倍不止，纠其原因，“变其俗，革其礼，丧三年然后除之，故迟”，鲁则采取革除当地风俗的强力措使，力图把鲁建成周礼乐文化中心，我想这可能是周公的意图，这是其亲自制定周礼树立一个模范样板的需要。也许，还有一个隐含的原因，商奄之地的反抗特别激烈，必须采取以强硬政策，方能达成震慑效果。

总而言之，周初将对太公、周公两个重臣分封到山东地区，以及齐鲁建国后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，都为齐鲁在东方大国地位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在齐鲁两国的大国之路上，周王室赋予的特权地位也是必不可少的。

“东至海，西至河，南至穆陵，北至无棣，五侯九伯，实得征之。”齐由此得征伐，为大国。

“分鲁公以大路、大旂，夏后氏之璜，封父之繁弱……以昭周公之明德。……祝、宗、卜、史，备物、典策，官司、彝器。”这是一整套象征王权的礼器、祭器、服饰、典籍等等，简直达到了天子威仪复制品的程度。

这就是一文一武两种特权，授齐以区域内征伐诸侯的特权，授鲁以史笔载裁定忠奸的特权，在周天子威服四方的西周时代，这就是无上的特权。齐国可以枪打出头鸟，武力打击不服周天子统治的势力，鲁国推行文治，贯彻周礼在四周地地域之内，一文一武相互配合，山东区域还能不固若金汤吗？

但是，为什么周王朝会对山东区域如此重视？

我们回望东夷的历史，以及和商朝之间的关系，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。是的，这里是商人势力的一个根据地，更重要的这里是东夷文化的发源地，自古以来都是文化极其发达的区域，这里曾是太昊之墟、少昊之墟、虞舜之墟，这足以令来自西部的周人可能会对这一地域产生膜拜之感，同时也特别不放心这一区域的统治稳定。所以，才会树立齐鲁这两个定海神针，还让他们在这一区域有很大的自由特权。

齐鲁两国也确实做的很成功，两国之内的东夷、旧商势力被成功整合，周边势力也都服从王化，即使最大的刺头莱夷服从周天子的调度，曾经出兵跟随周王室征伐楚国。

莱国和莒国都是山东地区最后的强大东夷势力，莱国最初还曾给初来乍到的姜太公一次下马威。他们共同代表着东夷的顽强生命力，此时，绝大部分东夷部族都已经完全华夏化，可能他们自己都忘了他们曾经是东夷，但莱国和莒国却一直依然坚守自己，坚强的挺过西周，直到春秋时期。

莱国和莒国的地理位置都非常重要，各占了单独一块地缘区域，他们的都城也被齐国吸收改造，成了齐国五都之一：即墨与莒。战国时期，燕国乐毅伐燕，齐国几乎被灭国，田单就是凭着即墨与莒这两个最后的据点，成功复国。这客观上佐证了齐国对莱莒两国融合的成功，数百年的敌对关系，一朝融合，居然成了齐国最后的据点，并以此重生，如果莱莒两国故去的国君们看到这一幕，该做何感想呢？

东夷的南方势力，淮夷和徐夷也在周王朝的多次打击之下而衰弱不堪，最后得便宜是楚国，淮夷之地曾经入鲁、入吴、入越，不过终归都被楚国收入囊中。

东夷的北方势力，辽西东夷在燕国的长期努力之下，最终中战国晚期，也彻底融入华夏民族之中。

至此，东夷做为一个独立的民族，彻底的融入了华夏民族，深深的融入至了华夏人的血脉之中。

他们曾经为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文化财富，我们则继续着他们的梦想前行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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